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为何先好后坏？他下台后才知原因如此复杂

发布日期：2024-07-29 18:38    点击次数：74

赫鲁晓夫隆重庆祝他70寿辰后不久，即前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苏联度假胜地——克里米亚的索契过起假期生活，但风云骤变，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事突然派专机将他接回莫斯科，并解除了他的一切党政职务，迅即成为国际瞩目事件。

1964年10月16日凌晨，为赶在这项消息公布前通知中共中央，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他说，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决定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0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说来有趣，正是10月16日塔斯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这一天，新华社公布了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有人却说，我们选在这天进行核爆炸是有意的，这当然纯属瞎猜。

苏共中央究竟为什么要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之谜，尤其是他在当权期间，对中国的态度为何会先好后坏，也是人们十分好奇且费解。那赫鲁晓夫为何会这样做呢？

其实，赫鲁晓夫上台初期，面临许多困难，地位尚不稳固，需要中国的支持。那时，他对毛泽东和中共比较尊重，对中苏关系也较重视。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未到车站迎送。赫鲁晓夫上台后第二年即来我国访问，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对中国革命评价甚高，并批评了斯大林对我国有大国主义错误，说中共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基础。遇到不同意见，也能友好协商。

在赫鲁晓夫第一访华期间，他按早先决定，撤退了驻旅顺的苏军，并将该海军根据地交还中国；废除了原先遗留下来的不符合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提供了新的贷款，增加了援建项目，扩大了原有援建项目的规模和双方科技合作等等。

当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本来就十分重视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赫鲁晓夫以平等友好态度待我，自然更愿与之友好相处。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和我党中央虽然对赫鲁晓夫的错误深感痛心和耽心，并在内部对他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但也充分估计其积极方面，希望他能纠正错误，加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增强中苏团结，反对共同敌人，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他和苏联给予了真心实意的、力所能及的支持。

1957年毛泽东再次访问苏联，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毛泽东、邓小平同苏共领导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同各国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终于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能以平等协商的方法，取得克服分歧、增强团结的成果，对于双方的原则分歧采取内部协商求得一致，暂时不能取得一致的则注意等待或作必要妥协的做法，深为满意，十分乐观地把苏联卫星上天和这次会议的成果作为标志，用“东风压倒西风”来形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赫鲁晓夫一旦站稳脚根，立即转过头来处心积虑地设法控制中国。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我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归两国所有，由两国共同使用；同年7月，继而提出中苏两国军队直接协商制定专门计划以适应苏联国防部的需要；同月又提出苏联在远东没有不冻港，要和我国建立共同舰队，使用中国港口。

毛泽东始终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功大于过，但对他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深为不满。只是为了顾全大局，长期隐忍不言。毛泽东原以为赫鲁晓夫会改变斯大林以往的错误，然而赫鲁晓夫却接二连三地提出上述“建议”,图谋控制中国，这使他大为震怒。

毛泽东严厉指出，怎么那一套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毛泽东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把他的话如实报告赫鲁晓夫，不要替他粉饰，赫鲁晓夫听了越不高兴，他越高兴。对毛泽东这样强烈表示的严正立场，赫鲁晓夫表面敷衍，实则已下定决心，我行我素。

赫鲁晓夫还积极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并企图将我国也纳入这条轨道。1958年8月23日，我炮轰金门，旨在惩罚蒋军对我骚扰，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苏联对我国甚为不满，担心引起中美冲突，妨碍他们搞苏美合作。于是，立即派葛罗米柯访华，并带来核试验影片，请毛泽东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观看，想吓唬我们。

我党为照顾团结，派陈毅同志出面，明确告诉他，中美双方都未准备打仗，万一打起来，我们也不拖苏联下水。这样，他们才放下心来，作了支持我的表态。

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不帮我生产核武器。同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华参加我国庆。10月2日中苏举行高级会谈，赫鲁晓夫替艾森豪威尔说项，要我释放在押在美国特务，并暗示毛泽东放任蒋介石在台湾胡作非为。这理所当然的遭我拒绝。

事后，毛泽东说：“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不得不反。受美压迫的朋友需要我支持，我不得不支持。”

但是，赫鲁晓夫并未就此止步，1962年8月23日，苏联通知我国，美向苏建议签订《防止核扩散协定》,苏已给予肯定的回答。这是苏联背着中国同美达成的协议，合谋束缚我手脚，由他们垄断核武器，合作主宰世界。

这样的霸王条款，我国当然不能同意。苏联说，他们可给我国核保护。如果我国接受苏联的核保护，就只能听其摆布，否则就会在我头上挥舞核武器。

1963年7月25日，正当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时，苏联又一次背着我国，同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阻止我进行核试验。

随后，赫鲁晓夫对我国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十分恼火，便采取一个又一个措施，对我施加压力，妄图逼我就范。政治压力无济于事，便转而施加经济压力和军事压力。苏联一党不行，便召开国际会议，对我进行围攻。一次不行，再开一次，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

正是赫鲁晓夫这种无休止的蛮横行径，把中苏关系推到了破裂的边缘，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弄到名存实亡的地步。所以，赫鲁晓夫下台了，理应为改善中苏关系带来转机。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当他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尽管对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一贯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是迅速果断地作出决策，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

10月16日，周总理打电话告诉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毛泽东主席指示，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嘱余立即拟稿报批。毛泽东还说，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

这份贺电当天即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晚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哀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随后，毛泽东派周恩来总理主动访问苏联，虽然没有从柯西金那里弄清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原因，但还是回复了中苏两国之间的信任，加强了互相之间的团结。虽然，后来因为一些不可控因素，让中国与苏联和平共处的愿望落空了，但周总理这次访问苏联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国的大门是开着的。

发布于：天津市